部分專家學者對“辱母殺人案”的評論

王勇（蘇州市檢察院）：對于歡判處無期徒刑，量刑過重

盡管覺得南方周末的報道與看到的判決有出入，法律有硬傷，尤其是將民警到外面了解情況誤報為離開現場，與判決書認定的事實不相符，但報道的情況基本屬實。一、十一名催債人非法拘禁于歡及其母親六個多小時，非法拘禁時使用了嚴重的侮辱行為。十一名催債人的行為已觸犯非法拘禁罪，而該罪的法定從重處罰情節之一是拘禁中對被拘禁人有侮辱行為。直至民警到來，于歡及其母親仍未能離開現場，不法侵害仍在進行，有防衛條件；二、有報道說，杜志浩脫下褲子并將生殖器塞到于歡母親的嘴中，倘若屬實，杜的行為就單獨構成強制猥褻罪，但判決書各方證言都只說露出生殖器，那么這個行為可以作為非法拘禁罪的從重情節評價；三、民警到外了解情況時，于歡曾試過逃離現場，但被對方阻止。這是沖突的起因；四、從傷情看，雖然杜志浩是侮辱其母親者，但和其他人被刺的部位沒有差別，且都只是一刀。

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杜志浩的肝部創傷深度8CM，刀刺入較深。但結合侮辱行為已經結束、因未能離開現場而引發沖突、僅對身邊限制自己自由的人員進行捅刺、無差別傷害對方等，母親受辱只是誘因，急于離開現場才是主要動機。正當防衛一般要求不法侵害具有攻擊性、緊迫性、侵害性，而非法拘禁行為能否正當防衛有一定爭議，但本案中非法拘禁行為顯然符合攻擊性（嚴重侮辱、肢體限制等）、緊迫性（深夜民警到場后依然沒有離開）、侵害性，可以進行防衛。

但對方只是限制其人身自由，圍堵逼債，沒有暴力加害的的意圖和行為，導致一死多傷的后果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不具有相當性。屬于防衛過當，對被告人于歡判處無期徒刑，明顯量刑過重。

趙秉志（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判決書認為不構成防衛的緊迫性是不對的

結合本案看，于歡構成防衛過當。判決書認為不存在防衛的前提，不構成防衛的緊迫性，“這是不對的”。

按照一審判決書的描述和認定，于歡及其母親實際上受到了三種正在進行的違法犯罪行為的侵害，第一是限制乃至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這是一種非法拘禁的違法犯罪行為；第二是侮辱行為，包括語言侮辱和行動的侮辱，這種侮辱也是違法犯罪行為；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警察離開房間時對方不讓于歡和他母親走，還毆打他。而且，警察來了也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在于歡母親受到違法犯罪行為現實侵害的情況下，他感到情勢比較危險亦義憤填膺，他基于保護自己母親合法權益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對圍在自己身邊要群毆他的幾個違法犯罪分子展開反擊，刺死刺傷了他們。這完全是基于正當防衛目的的反擊違法犯罪行為的案件，不能否認其正當防衛的前提存在。

趙秉志進一步表示，至于在這種情況下于歡拿起武器進行防衛，不能說因為對方沒有兇器，他就不能用武器。因為對方人多勢眾，而且對方已實施多種違法犯罪行為。但是，于歡的防衛行為導致了對方死亡一人、重傷兩人、輕傷一人這樣的嚴重后果，應該說，盡管有防衛的前提，但于歡的行為還是明顯超過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符合《刑法》第20條第2款防衛過當的規定，因而應當以防衛過當構成的故意傷害罪定性，依法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那么，究竟應當選擇適用減輕處罰還是免除處罰？本案在一死二重傷一輕傷的情況下，如果免除刑事處罰，也許會失之過寬；而適用減輕處罰，較為穩妥與公正。但一審判決只是略為從輕處罰，只考慮對方的過錯，沒有考慮到防衛因素，沒有給予減輕處罰，顯然是處罰過重了。”趙秉志表示，“按照法律規定，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應該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減輕處罰就是要低于10年有期徒刑，而且我主張可以考慮較為顯著地減輕處罰。”

趙秉志表示，本案涉及正當防衛制度，涉及法理、情理和倫理，其一審判決不當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也已受到最高司法機關和山東省司法機關的重視，相信二審會有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