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從整個偵查程序上看，將某港運輸公司出罪、將某順公司入罪的主觀性過于明顯

檢察院退查兩次，無論從犯罪主體還是涉案數額、貨物歸屬等均提出疑問，而對于偵查機關草率補查及證據真實與否均未深入審查，未能完全行使“檢察”權，直接以現有證據起訴，是對被告人權利的無視和嚴重侵犯。

六、對公訴人“認為某順物流公司注冊資本只有一萬元港幣，不符合我國關于公司設立的條件，因此本案不作為單位犯罪處理”錯誤觀點的法律分析

庭審中，公訴人對“為何起訴意見書中將本案作為單位犯罪而起訴書只指控了被告人何某某個人犯罪”作出如上解釋，但其說法沒有任何的法律依據，且與《公司法》的相關規定相沖突。

根據最新的《公司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全體的出資額。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決定對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實繳、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見附件一）。該規定已于2014年3月1日施行，對于有限公司最低注冊資本3萬元的規定已失效。

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刑法第三十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含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同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外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在我國領域內犯罪如何適用法問題的答復》中明確說到：符合我國法人資格條件的外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在我國領域內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我國《刑法》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我國《刑法》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見附件二）。即，在香港合法登記注冊的某順物流有限公司，依照我國合同法是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的。

故請求貴院依據“從舊兼從輕”原則，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裁決。

綜上，對于正常從事快件運輸業務近十年的某順公司，強制其承擔160余萬元逃款的法律責任，不僅毫無事實及法律依據，反而會嚴重打擊在中港兩地合法經營的中小企業的積極性。請求法院本著“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宣告被告人何某某或某順公司指控罪名不成立，杜絕或避免如偵查機關所說的“現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是貨主，但我分局認為何某某對瞞報的貨物時明知的”（見補充偵查卷P2）主觀入罪惡果的發生。

    最后，希望貴院能依法判決被告人何某某無罪，釋放何某某，還其一個公道。